既往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叙述，都以《新青年》为发端和动因，实则新文化运动是在五四运动之后，由国民党、江苏教育会联手发动，以延续五四风潮冲击段祺瑞和安福系的未竟之业，用文化运动的形式推动国民革命的社会运动。《新青年》同人中，除陈独秀、李大钊予以呼应鼓吹外，胡适明确表示不赞成，甚至认为使得新思潮运动变质，其余成员也不以群众性的社会政治运动为然，文字言论几乎没有响应，行动也相当疏离隔膜。只是在反击章士钊和学衡派的攻击时，对新文化运动有所辩护。不过，新文化运动思想上的确受《新青年》的影响，并将新思潮扩展到全国和社会各界，舆论又将《新青年》同人视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，五四→新文化运动的历史顺序，变成新文化运动→五四运动的倒置叙述，掩盖了《新青年》内部分歧所体现的近代中国两种不同趋新取径的矛盾冲突。

全面抗战期间，国共两党在持久战的认同下，对于抗战持续时间的预判相去甚远。毛泽东认为时间的长短取决于敌我友三方面条件，一般不作具体预测。中共只是在1942年配合欧洲战场局势的可能变化有过一次误判，并及时更正。除敌我力量对比外，中共同样重视国共力量的对比，以期实现“由‘壮气军’地位到实力领导地位”的转变，决定抗战胜利乃至战后中国的走向。而国民党的所谓持久，由于缺少相持阶段的划分，其实是速胜论的变相。随着年复一年的胜利预测无法兑现，加上政治军事毫无起色，陷入极大被动。国共摩擦影响了中日之间的强弱转换，却使得国共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质变。

全面抗战爆发后，持久战成为举国共识，可是国共两党的持久战思想却有着显著差异。针对国民党一味强调精神致胜和服从领袖以及专守防御的军事战略，共产党更加着重于动员和武装民众，及其以运动战为主，游击战、阵地战为辅的战略方针。《论持久战》问世后，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反响。后来国民党积极反共，社会各方表面称引国民政府的持久战主张，实则对《论持久战》的呼应仍是持久战舆论的稳定内核。包括作为重要补充的经济论述，也以《论持久战》为依据或参照。